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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洲去，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決定。

“我們在科摩羅最小的島上的時候，每一天保證用電的時間，基本不到4個小時。用水也是一樣，我們有一段時間沒有公共用水，就靠收集雨水或者泉水作為生活用水。”在去非洲之前，鄧長生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然而真正到達那里之后，面臨的挑戰超出了他的預期。

鄧長生說，這支廣東抗瘧團隊，有年紀大一些的教授，也有80后，90后。“這十幾年，我們有超過260人次，工作時間超過了8000個工作日”，像鄧長生這樣堅守在科摩羅的中國抗瘧人，一年至少11個月常駐非洲，有時春節輪到值班也不能回家。“我們后來開玩笑，這個團隊的人只要在有水的地方就能活，有電沒電都無所謂。”鄧長生笑著說，像在陳述別人的故事。

既然這么苦，中國人為什么要堅持援助非洲？

“中國和非洲國家是患難之交，患難之交不能忘。”習近平曾用一句話道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中非有著相似的歷史遭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和非洲老一輩政治家共同開啟了中非關系新紀元。

1962年7月3日，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勝利后，隨即面臨法籍醫生幾乎全部撤走、國民缺醫少藥的困難境地。阿爾及利亞遂向世界求救。1963年1月，中國第一個向世界宣布派醫療隊赴阿，開創了新中國援外醫療隊的歷史。

上世紀七十年代，為了支持南部非洲國家民族解放事業和打破種族隔離制度封鎖，中國人民在自身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援建了坦贊鐵路，60多名中國優秀兒女為此犧牲，長眠非洲大地。

據了解，中國迄已在非洲修建了超過6000公里的鐵路，6000公里的公路，近20個港口，80多個大型電力設施，援建了130多個醫療設施、45個體育館和170多所學校，向非洲48國派遣醫療隊隊員2.1萬人次，診治非洲患者約2.2億人次。無數中國醫者用大愛和生命澆鑄起中非友誼的橋梁。

“全體科摩羅人民看到，從莫埃利島開始，由知名專家李國橋教授率領的團隊，與當地人同吃同住，晚上還要下去工作，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是在患難中，我們認清朋友、認清兄弟。”科摩羅聯盟前副總統兼衛生部長福阿德·穆哈吉如是說。

中非兄弟情誼從來都是相互的。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努力打破西方遏制、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從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到一次次打掉西方人權反華提案，都離不開非洲兄弟的鼎力支持。

2013年，習近平作為國家主席首次對非洲進行訪問期間，曾說：“中國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非洲國家紛紛伸出援手，有的國家自己也不富裕、人口不到200萬，向地震災區慷慨捐出200萬歐元，相當于人均1歐元，這份情誼讓中國人民備感溫暖。”

現任中國援科摩羅現場工作組組長李國銘分享了這樣一個故事：2020年初，中國戰“疫”最艱難的時候，科摩羅的“科中友好協會”打算向中方贈送一箱口罩，但他們跑遍了當地的超市和藥店都沒有買到，最后決定募捐100歐元，向中國人民抗疫斗爭表示支持。據了解，100歐元雖不多，但已相當于當地普通人一至兩個月的收入，實屬“禮輕情意重”。

李國銘說：“有困難的時候能伸出援手，我們就會始終肩并肩走在一起。”

“中國跟非洲國家的關系是雙贏的合作關系，這個跟西方國家所說的是完全不一樣的。與中國合作的特色是，中國在做非洲國家所希望的，他做的事情不是為了自己，而是想非洲國家所想，做非洲國家所需之事。這一點很重要。”福阿德·穆哈吉說。

“現在在科摩羅這個國家，我們無論走到哪里都有人打招呼或者跟你握手說‘你好’”。鄧長生說，“復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瘧疾”在科摩羅取得顯著成效后，他和團隊又去了肯尼亞、岡比亞、馬拉維等多個非洲國家幫助抗瘧。

“我們在非洲認識了很多朋友，他們五六十歲的人都有一個人生愿望，他們說，只要有機會，就想去北京，想去天安門，想去毛主席紀念堂看看毛主席……”鄧長生笑著說，中非友誼，我們的群眾基礎是很牢固的。

(記者 張寧銳 江虹霖 張正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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